2020年开年之初，疫情的突然爆发给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带来了沉重打击，我国驱动GDP的三架马车——消费、出口、投资失去了往日动力。尤其是在内需和进出口方面，全球消费走弱，进出口贸易受到重大影响；外贸现已经陷入寒冬，内销也面临着内需不足和未来欧美供应链缺失的问题。大多数企业品尝到了风险的苦涩，活下去成为了最朴素的唯一目标。但是同样处于疫情风暴中的医药行业、外卖行业、线上办公行业却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面对同样的风险事件，为何不同行业和公司交出了截然不同的答卷？下面我们以中兴和华为的例子来辩证地看待风险和机遇。

一、风险与机遇的辩证关系

风险是指在特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环境下，期望目标和实际结果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程度，是影响目标实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包含机遇与风险，两者是不可分割的，是互补和对立统一的，机遇中隐藏着风险，风险中蕴含着机遇，风险转化为机遇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分析风险与机遇的辩证关系,探索风险转化为机遇的可能性与实现途径,无疑为风险的防范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二、中兴的风险和华为的机遇

（一）中兴与华为遭遇美国制裁后的应对及后果

1、华为公司

2019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正式对华为及其68家子公司实施出口制裁，禁止所有的美国公司购买华为所生产的设备，同时禁止华为从美国企业那里购买配件或技术。随后，谷歌、arm、伟创力等多家企业暂停与华为合作。

面对美国的制裁，华为敢于直面美国商务部，积极应对。6月19日，华为在新品发布会上正式公布7nm制程的麒麟810芯片。8月9日，华为正式发布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os—华为鸿蒙os，可用于多种设备，最先将在华为电视类产品上使用。9月10日，华为发布搭载麒麟990芯片的mate30系列新机。2019年华为公司实现了全球销售收入85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1%，净利润为62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6%的优秀业绩。

2、中兴公司

美国对华为所采取的制裁措施，于2018年4月同样制裁过中兴。中兴因将混有美国公司生产的硬件产品出售到伊朗而受到了美国的封杀，导致中兴无法进口美国芯片。美国制裁对中兴的打击是致命性，仅仅过了一个月，中兴通讯便宣布停产，中兴上下陷入瘫痪，中兴股票停盘。中兴创始人也不得不在76岁的高龄再度出山，寻找各方的支援，最后中兴付出缴纳近22亿美元罚金和4亿美元保证金、重组管理层和董事会这样巨大的代价才与美国商务部达成和解，中兴通讯才活下来。

（二）而对制裁，华为为何比中兴更有底气

为什么同是我国通讯业巨头，在美国扼住咽喉般的制裁之下，中兴受到了致命打击，在四处求援之下艰难生存，而华为可以在危机中壮大呢？

1、企业市场规模、产品结构和主要市场地域差异。

（1）中兴的业务主场在美国。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国内市场，中兴手机的销量很低，2017年出货量连前10都排不上；销售的产品都是中档机，销售额在动辄上千万的国内市场来说算不上高。而中兴手机在美国销量不错，排名第4，美国才是中兴的业务主场，所以此次禁售使中兴立刻就失去了自己的业务主场，对于中兴来说不啻于灭顶之灾。

（2）华为的主市场在国内和欧洲。2017年华为总销售收入6036亿元中，美洲的收入为392.85亿元，其占比只有6.5%，而中国业务达到了3050.92亿元，占比高达50.55%；到了2019年，总销售收入8588亿元中，美洲的收入为525亿元，其占比只有6.11%，而中国业务达到了5267亿元，占比高达61.32%。另外美国电信设备市场每年规模高达300亿美元，爱立信和诺基亚这两大北欧通讯巨头各自占据48%的股份，而华为的市场份额不到1%，因此，华为不会畏惧美国的再次制裁。

（二）研发能力、技术储备、产业链完整程度，关键设备、零部件储备及技术对美国的依赖度的差异。

我国通信设备制造很发达，但是核心部件和产品依然依赖美国，不仅仅是芯片，还有三大主流操作系统（windows/安卓/ioses）都是美国企业供应的，可以说是我国通讯行业的阿喀琉斯之踵。

（1）中兴研发投入少，关键设备等对美国的依赖度较高。中兴面对“阿喀琉斯之踵”应对不够，一直都缺乏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没有进行技术研发规划。根据公司财报显示，自2015到2017年，中兴公司研发投入分别是122.01亿元，127.61亿元，129.62亿元，近三年研发投入的平均增速均不足5%。而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也在逐年减少，到2017年，公司的研发人数已经从2015年的31703人减少到了28942人。中兴的产品核心零部件特别是芯片零部件都是来源于海外供应，且生产储备只有1个月，一旦美国禁售，中兴的生产就陷入瘫痪。

（2）华为公司持续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拥有自己的关键技术。面对美国核心部件和产品依赖美国进口的“阿喀琉斯之踵”，华为在核心技术上投入了极大的人力和资金，储备相当数量的核心技术。2017年华为研发费用达89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4%；2019年研发费用增加到1317亿元，近十年累计投入研发费用超过6000亿元。长期的技术积累已经让华为掌握了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且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如芯片设计、软件开发等。华为在整个的生产链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不是很大，而且华为前瞻性地考虑到了芯片的重要性，储备了6个月的芯片生产量，为自己争取到了时间来处理美国制裁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在美国制裁之下，华为的麒麟芯片和鸿蒙操作系统由备胎转正，即使美国像对中兴一样对华为禁售高通芯片，华为手里也仍然有芯片可用，对于自家的手机业务不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目前华为的中高端手机均采用自家芯片，华为P40、Mate30等高端产品均搭载麒麟990 5G芯片，中端产品例如荣耀30S则采用麒麟820芯片，同时也开始逐步建立华为生态圈。

（三）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不同

上述中兴和华为在市场、研发、供应链、产品等方面的差异，与公司对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不同有着较大的关系。

（1）中兴的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合规意识、信息安全和保密管理等方面存在不足。中兴对于公司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战略规划的论述还是主要集中在追求市场和规模方面的论述，忽视了既定战略下风险偏好发生偏离或承担的风险超过上限时对战略实施形成的巨大威胁；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兴公司一直面对关键部件断供的这样的一个潜在的重大战略风险，反应迟缓，没有认真研究、制定备选方案来防范重大风险；与伊朗的合同中未约定保密条款，使伊朗公开大肆宣传与中兴的交易，导致中兴受到制裁；中兴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外籍顾问和内部员工在公司内网可以随意下载公司的机密文件，从而使企业的绝密信息成为了公开信息，被美国商务部翻译成中英文双语版而昭告天下；中兴用人不察，在美国聘任犹太裔年轻律师帮着中国去和美国商务部解释公司和伊朗交易事项，结果给美国FBI贡献了很多材料；上述缺陷导致中兴事件爆发及后期的危机处理处于不利状态，给中兴带来更多的危机。

（2）华为居安思危，自上而下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防范于未燃。前面已经说过，华为面对通讯行业关键部件对美国供应的现状，从10多前年就开始研发芯片和操作系统，大量投入研发费用，从而使华为掌握了产业链上的关键技术，并处于世界领先的水平，顺利应对了美国的这次制裁。任正非在《华为的冬天》（2000年12月）强调危机意识，认为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不去思考可能出现的危机，公司应有自上而下强烈的忧患意识，冬天一定会到来，要提前准备好棉衣。

任正非2012年在诺亚方舟实验室的讲话中提到：华为内部可以不使用海思的芯片，即使内部几十年不用海思的芯片，为了不受制于人，也得坚持做下去。我并不反对你们买美国的高端芯片。要尽可能的用他的高端芯片，好好地理解它。研究高端芯片和操作系统，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一旦公司出现战略性的漏洞，不是几百亿美金的损失，而是几千亿美金的损失。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那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这是公司的战略旗帜，不能动。

华为强烈的危机意识，对公司战略及业务提前谋划，再加上华为良好的行业选择、战略布局、研发能力、创造人能力以及企业管理方式，使华为在应对美国制裁时有着强大的底气。在美国制裁之下，华为依然屹立不倒，这是向全世界宣告硬实力，打响了广告；备胎转正，进军芯片市场，并抓住难得的机遇将华为软件的生态圈向市场渗透推广。华为化风险为机遇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堪称风险管理经典之作。

三、华为在新冠疫情风险中抓住机遇

2020年新冠疫情带来全球经济衰退，金融动荡以及需求放缓等一系列问题，华为和广大企业一样面临着巨大冲击。华为从容应对，努力从风险中寻找机遇、抓住机遇，找到风险向机遇转化的催化剂。

在疫情期间，远程办公和远程线上授课成为主流，一夜之间发展成为了一个崛起的风口，阿里钉钉迎来历史流量高峰；微信会议流量激增，出现短暂限流；华为也抓住机遇登上了这个历史性的赛道，将原本是华为内部使用的沟通、协作软件Welink，利用其高安全性打入政府市场，推动50+部委、100+城市，以及500+省市政府部门在特殊时期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将WeLink这一线上办公软件在市场深深扎根。

中兴和华为用实际行动较好地诠释了风险和机遇是并存的，机遇中隐藏着风险，风险中蕴含着机遇，需要辩证地利用风险和机遇的关系来寻找机遇、防范风险；最大的风险是错失机遇，但是在最大的机遇面前，也应冷静面对、把控风险。对于我们多元化经营的集团公司也是一样，一方面应努力防范化解机遇中的风险，确保达到预期目标；另一方面应努力做好风险管理，提前谋划，在风险中寻找机遇，在风险中实现机遇。

作者：刘莉、胡彦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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